NG体育天天放学回到家就嚷着要大家伙给她庆祝生日的女孩溪溪，在距离3岁生日还有不到10天时突遇交通意外，颅脑重伤陷入昏迷，进入脑死亡状态。在溪溪最后的日子里，身为医生的妈妈主动提出为她办理器官捐献，“想捐尽量多的器官、帮助尽量多的人”。
近日，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童院区，溪溪接受了器官捐献手术。她捐献出的肝脏、肾脏和眼角膜，至少能帮助5个人，让她能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感受这个世界；她的名字也将被镌刻在广东省红十字纪念园的器官捐献者纪念碑上。或许聊以慰藉父母的是，溪溪生命虽短，但她在世上留下了痕迹。
这天清晨，爸爸妈妈、奶奶、叔叔、表姑等亲人，都进入PICU探视，和溪溪作最后的告别。“她喜欢热闹，所以我们家里人都来了。”溪溪的叔叔钟先生说。溪溪家和爷爷奶奶、叔叔、表姑都住得很近，一大家子人平时来往很密切。
溪溪正在上幼儿园的托班，是个特别活泼可爱、伶牙俐齿的小女孩。每天放学回来喜欢扮演“小老师”，把爷爷奶奶当成“小朋友”，绘声绘色地模仿当天老师教过的内容。1月8日本是她期待已久的3岁生日。“小家伙每天从幼儿园回到家里，都会嚷嚷着自己快要过生日了，想要大家给她过生日。”钟先生说。
当时谁也没有想到，溪溪会在江西赣州当地一家医院的PICU里度过了她最后一个生日。两天之后，溪溪转院到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治疗NG体育。遗憾的是，由于伤情过重，经过一周的抢救仍然回天乏术。1月17日，她的父母签署了《人体器官捐献亲属确认登记表》。经过当天以及第二天的两次评估后，医生判断溪溪已经进入脑死亡状态。
早上7:25，医生宣告溪溪临床死亡。PICU医护人员在床边向她默哀一分钟。之后，溪溪被送进手术室进行器官捐献手术。
“手术要多久？肝脏和肾脏今天就会移植给别人吗？眼角膜还在继续匹配（受体）吗？”手术前，按相关流程，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需要核对捐献相关文书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溪溪的父母大部分时间静默无言，唯有在需要时给出只言片语的回答。只是在确认捐献器官的时候NG体育，妈妈主动地提出了这个问题。
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胡婷告诉记者，“捐献尽可能多的器官、帮助尽可能多的人”是溪溪妈妈的强烈意愿。妈妈在当地本身就是一名妇产科医生，在得知孩子脑功能进入衰竭阶段后，是她主动找到了器官捐献协调员，提出了这个想法。当时，溪溪的爸爸、爷爷奶奶也在场，“他们都很能接受这种延续溪溪生命的方式。”2014年以来，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累计做了92例器官捐献手术，“这几乎是我处理过的案例中最顺利的一次。”胡婷说，“器官捐献可以让孩子的一部分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。或许因为是医务人员的原因，妈妈特别能理解这一点。”“能做这个决定，可能妈妈更煎熬吧，自己懂却救不了自己孩子的感觉。”PICU内一名参与救治的护士对妈妈的决定非常敬佩。
此外，溪溪的妈妈并不抗拒媒体对此进行报道。“我既然做了（这个决定），就希望让更多人知道、了解到器官捐献，帮助到更多人。”胡婷转述妈妈的想法道。
9:20左右，器官获取手术结束，到了最后告别的时刻。“溪溪，你听到爸爸妈妈说话吗？你不要怕。爸爸妈妈一直陪着你，好多人一直在这边陪着你。”爸爸在床边轻声说道。妈妈小心地掀开盖在溪溪身上的被单，上下端详着孩子小小的身躯，又一遍遍地摩挲着已经没有了血色的小手，似乎想让小手恢复些许温度。奶奶在一旁把花生、糖果一个劲地往溪溪的衣服口袋、裤袋里塞，塞到装不下还不想停下。那都是溪溪平时爱吃的零食。
据悉，溪溪的肝、肾和眼角膜将能至少帮助5名患者。她的骨灰将被安葬在广东省红十字纪念园，名字将镌刻在墓园内的器官捐献者纪念碑上。胡婷表示，其实从器官捐献这一行为中受益的不仅是受体，因为对于供体来说，生命意义得到了升华，“宝宝走之后不是直接变成一抔泥土，而是用另一种形式继续感受这个世界，世界上还有她存在的痕迹，这对爸爸妈妈来说也特别重要。”
据了解，溪溪妈妈最大的心愿，是为溪溪的心脏找到合适的受体，可惜几天来并没有匹配到血型、体重都符合条件的患儿。由于心脏移植的窗口期短到以小时计，最终未能成功捐献。
胡婷表示，实际上这反映出了儿童器官捐献的一个困境。一方面，和成人案例相比，儿童案例相对来说器官捐献的意愿会更高，“因为《人体器官捐献亲属确认登记表》需要所有直系亲属都同意、共同签署，而成人患者的家属往往不像儿童患者家属那么容易达成一致意见。”去年一年，已经有11名患儿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捐献出了器官；2024年不到1个月已经有3例。
但与此相对的，是受体一方的犹豫：“一个是经济方面因素，包括手术费用和术后长期抗排斥治疗费用；另一个是照顾者因素，年龄小的孩子接受移植后，往往需要父母其中一方全职在家照料。另外，毕竟是高难度手术，不能保证100%成功NG体育，有家长对移植治疗的效果信心不足、担心效果不好。有的孩子接受后的在上学时会遇到区别对待，也是影响受体移植意愿的社会因素。”
胡婷坦言，每一个捐献案例都非常难得，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，总是希望为每一个捐献出的器官找到合适的受体，“一边是紧急情况下捐献出来的器官用不上；另一边是等待（）的孩子在离去。我个人是非常心痛的。”她表示，不仅是医学领域的事，更是一个社会学议题：如何让更多的人接受、认同器官捐献的理念？如何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帮助器官衰竭儿童家庭，让他们有接受移植的信心和勇气、给孩子多一个生的希望？如何帮助经济困难的移植家庭解除后顾之忧？如何让孩子在移植后能够更好地重返、融入社会？都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。